悲观主义者可能会将中国与日本做比较，在1991年经济泡沫破裂前的日本跟中国差不多，也是一个债权国。

《中国企业报》：你在微博上多次对中国的高税负开炮，在你看来，中小微企业税负重的根源在哪里？周天勇：就是设计上的重，我们现在的财税政策恨不得把企业吃干榨净。5月25日，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专访时，周天勇这样回应。

减税、清费、发展社区小银行是关键步骤，这方面不动真格的，中小企业会越来越困难，会破产倒闭一大批。《中国企业报》：有专家说中小企业应该是银行的香骨头，你认可这种说法吗？周天勇：这个说法理论上没问题，问题是在实践中，大银行不愿意给中小微企业贷款，一是中小微企业没有抵押的东西，二是贷款成本比较高，实现不了其规模经济的初衷。如果等到小微企业都倒光了，再来解决问题，恐怕就来不及了。在地方上，有时并不按照税法征税，这样的摊派方式非常厉害。《中国企业报》：那也应该在法定范围内征收吧？周天勇：税费有其特殊性——在查账过程中，中小企业总会被发现各种各样应该缴税或者缴费的情况，比如说，有的本来应该摊进成本的，税务局说不行，不能摊成本，应该缴税。

你怎么看待这种结论？营改增会降低中小企业税负吗？周天勇：营改增的设计初衷是好的，是为了降税的，但什么部门来执行是个关键问题。越大的银行办越小的业务，成本上越是不合算，让大象打蚊子在经济学上起码是不合规律的。积极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于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化解潜在风险，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可以说，都是必须用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办法来破解发展难题，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更好地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以促进教育公平、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和建立科学合理的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等为重点，深化教育科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认真总结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经验，适时向全国推广.鼓励和支持各地区各部门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改革试点。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如下：一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各地在改革试验过程中，遇到一些现行制度阻力。离开了进而单纯求稳，就可能在四平八稳中丧失机遇，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这些矛盾和问题影响范围不同，表现形式各异，但背后都有深刻的体制机制原因.因此，只有用改革的理念、改革的思路、改革的手段和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才能真正纾缓社会矛盾。深化水、电、成品油、天然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积极推动水权制度改革和水权交易市场建设，开展碳排放和排污权交易试点，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深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收益分享制度，推动和深化铁路、电力等垄断行业改革，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按照《纲要》和《意见》的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加大改革攻坚力度，加快破除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顺利启动实施十二五规划，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打下了坚实基础。重大改革措施出台之前，都应对潜在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审慎评估，确保不影响社会稳定。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从制度上夯实社会稳定的根基。十是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

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国有农场林场林区管理体制、水利管理体制、户籍管理制度等改革。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阶段迈进，通常靠一般要素红利，如资本投入、技术引进、人口红利等。

四是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体制改革。五是深化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是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保证。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多样多发，社会管理难度明显加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等根本性、基础性制度，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从大的发展阶段来判断，我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走出了商品短缺时代：以跨入新世纪为标志，也基本走出了资本短缺时代：而现在主要短缺的是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相适应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主要手段是，促进经济增长，即不断扩大社会财富，国家对收入与财富进行再分配。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所说的那样：欧洲已经到了二战结束以来最危险的时候。

在联邦德国成立后短短15年间，德国国民收入稳步提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楷模。为限制政府干预造成的负面影响，德国政府在经济稍有好转就及时制定退出策略。

由于政府过高的债务会拉高利率，造成私营企业融资成本提高，不利于经济的恢复。在私人经济创造奇迹的国家应保持货币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以及通过不同的国家措施保证市场的竞争和经济的稳定。

尽管有波折，但就像德国总理默克尔说的，社会市场经济尽管经历了各种波折和误会，但市场经济在德国人心目当中，依然是个成功、可信赖的体制。《稳定与增长法》强调经济增长，也考虑到对经济过热的预防措施，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为确保本法第一条的目标，当需求的扩大超过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时，联邦政府可以授权联邦财政部长在实施联邦财政计划的过程中要求某些财政支出的使用、（公共）建设项目的动工、设定后续财政年度负担等必须获得其批准。

即使在当今欧洲经济与社会一体化进程的背景下，德国《稳定与增长法》的精髓深入渗透到欧洲的《稳定与增长公约》，被公认为欧洲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石。联邦财政部长和经济部长提出采取有关的必要措施的建议。第三，保证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稳定的物价刺激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居民购买力，形成了生产带动消费、消费促进生产良性循环。

艾哈德甚至把稳定货币上升到维护人权高度：我们有理由把货币稳定纳入基本人权范围，每个公民都可要求国家来维护这种权利。适度刺激经济的施政策略面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德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有效策略来加以应对？首先是采取适度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

在经济危机面前，德国政府并不慌忙而乱开药方。联邦政府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强迫州和地方用税收来支付景气平衡基金。

由于社会市场经济是一个与德国具体现实较好结合的产物，因此对经济发展起到了良性作用，艾哈德的政策也起到明显效果。为克服经济衰退，德国政府制订两套振兴经济方案，计划投入财政资金1200亿欧元。

而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以秩序自由主义的弗赖堡学派最有影响力。德国联邦议院对政府的决定表示了支持。相反，该法规定了反周期的经济政策，在需求减弱的情况下，国家应该通过总体调控的工具来平衡需求，采取直接的景气刺激和促进就业的措施，同时，国家增加公共投入，增加额外的信贷来支付刺激经济的投入。社民党上台后，改变了基督教民主联盟纯粹的稳定路线，转而实行稳定与增长并重的政策。

这一规定表明，为成功实施总体调节，联邦、州和地方有必要协调一致，采取共同行动。正因为如此，当今德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具有《稳定与增长法》明显的烙印和痕迹。

从1951年开始直至1960年代中期，德国创造了德国经济奇迹，物价上涨速缓慢，同时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欧洲必须以更强的姿态走出这场危机，必须发展欧盟的架构，我们的责任不仅限于本国范围内，我们希望对那些违反《稳定与增长公约》的成员国实施自动制裁。

第三，在经济衰退期间，通过降低收入税来增强消费者的购买力，在经济景气时期则要抑制需求，比如采取提高收入税的措施，这样的好处是可以防止经济过热，同时能够积攒更多的收入来应对下次可能的经济危机。据对外经贸大学史世伟教授介绍，当雇主选择短时工作而非解雇人员时，雇员工资的60%(没有孩子)或67%(有一个孩子)由政府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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